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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在一档访谈中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她提到“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”,然而她的回答似乎并没有直接回应主持人关于外卖员、网约司机和制造业临时工等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具体问题。在一些人看来,这种说法反映了她对灵活就业者面临的实际困境缺乏深刻理解,并引发了“何不食肉糜”的质疑。张丹丹本科毕业于人民大学,后在社科院获得经济学硕士,继续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,最终于2012年回到北大任教。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留守儿童和灵活就业者等。
根据人社部和统计局的数据,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,涵盖个体经营、非全日制零工以及新兴就业形态等。研究报告显示,如果将更多未注册的个体户和零工算入,灵活就业人口在2025年可能达到2.8亿,并持续增长,未来的比重将超过40%。确实,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是出于自愿选择这种工作,享受灵活工作带来的便利,但对许多人来说,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选择,而是因为无法获得稳定工作而被迫接受的选择。年年有大量考公的人,正是反映了社会对稳定工作的渴望。
在电影《逆行人生》中,角色因找不到稳定工作而沦为外卖员的情境,真实映射了许多灵活就业者的现状。很多灵活就业从业者的收入与工作量直接挂钩,外卖小哥们往往在订单不足时,面临收入下降的压力,因此并不如张丹丹描述的那样享受自由。他们希望的其实是订单多,工作时间少,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,反映了在所谓“自由”背后隐藏的生存压力。
随着年纪的增长,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难以忽视。虽然他们通常有意愿为未来买养老保险,但根据社保部门的数据显示,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甚至不足25%。这一数据反映了经济压力让他们难以承担养老金的开销。值得注意的是,张丹丹在其他场合也承认过灵活就业者的艰辛和高强度工作。全世界的劳动者工作时长对比中,中国劳动者每周工时显著高于其他国家,而这一不平衡状况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生育选择。
虽然张丹丹是了解灵活就业者困境的人之一,但她为何仍然强调灵活就业的积极属性?这种现象并非个案,许多专家在讨论政策时常常忽略民众所面临的问题,强调的是所谓的积极成果,而非真正存在的负面影响。他们往往从个体的正面经历出发,试图寻找正向解读。然而,灵活就业者的“灵活”并不能掩盖其生存的现实困境,部分学者对此缺乏更为深入的洞察。
这一HR和社会保障中存在的断层,其他专家也有过类似发言。例如,有学者表示农民工的饮食条件比中产阶级还好,此类言论在面对劳工困境时显得格格不入。此类讨论表明在政策评估中,如何更全面地反映灵活就业人群的真实状态,仍需多方关注与反思。